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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优良传统始终熔铸于各族人民历史血脉中

来源:兴安盟档案史志馆 作者:那顺乌力塔 发布时间:2022年12月09日

  兴安盟,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蒙古、汉、满、朝鲜、回、达斡尔等22个民族共同聚居的团结向上的热土。

  一、早在距今一万至三千年间,兴安盟一带就有人类活动。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等北方少数民族曾经在兴安盟地区繁衍生息。蒙元时期,兴安盟为成吉思汗三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受封地,先后隶属中书省、辽阳行省泰宁路。明嘉庆年间(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兴安盟为成吉思汗长弟哈布图哈撒儿后裔蒙古科尔沁(又称嫩科尔沁)部落的一部分。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嫩科尔沁首领奥巴与爱新国努尔哈赤结盟。从此,包括兴安盟在内的科尔沁蒙古人为满清王朝入主中原、稳固北部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争夺统治阶级各自利益而常有交战,但北方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在这种交流交往中,创造了北方各少数民族同汉族共享交融的多民族文化,不断书写着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历史。

  二、进入近代的清末民初,清朝及民国当局先后推行“放垦蒙地”、“移民实边”等政策,在蒙旗领地招民开垦,实行“划县分治”。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分割设立洮南府(今洮南市)、靖安县(今白城市)、开通县(今通榆县)。同年,在扎赉特旗境内设置大赉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年)改设为大赉县,同时设置泰来县和景星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科尔沁右翼后旗开垦地设置安广县(大安县)。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丈放地设置醴泉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为突泉县。民国五年(1916年)在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设置索伦山宣抚局,翌年改为索伦山设治局,1932年改为索伦县,1933年改称喜扎嘎尔旗。由关内迁入兴安盟所属科尔沁右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右翼后旗、扎赉特旗及索伦县、突泉县等地的汉民融入到当地蒙古民族,形成了蒙汉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融合新格局,共同创立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交融的近代文明。

  三、日伪统治时期,兴安盟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东蒙古地区的政治中心,伪兴安南省公署和伪兴安总省公署先后驻于兴安盟的王爷庙街。1943年10月,伪兴安总省公署在王爷庙成立的同时,将隶属于龙江省的突泉县划归伪兴安总省。这一时期,驻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的伪满军队虽以蒙古族居多,但也有少数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官兵,他们虽然有语言和风俗习惯上的区别,但日本帝国主义施加的法西斯残酷殖民统治是相同的。因此,当日本与苏蒙之间爆发诺门罕战争时,被迫参战的伪兴安军并没有积极去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还多次出现或消极参战、或逃离战场、或把枪口对向日本侵略者的反满抗日行动。在每次这种行动中,除蒙古族基层官兵之外,总有一些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士兵参与进来。在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兴安各族人民的团结与融合实现了新的升华。

  四、抗日战争胜利初期,以王爷庙为中心兴起了东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东蒙古部分民族上层和进步的蒙古族青年在探索蒙古民族解放道路的过程中,积极同西满解放区中共党组织及人民军队取得联系,在军政方面相互配合与合作,西满为东蒙古培训军政干部,东蒙古帮助西满训练并组建骑兵部队。东蒙古军政领导人还在白城设立东蒙古王爷庙驻白城联络站。在打击国民党“光复军”、剿灭土匪的军事行动中,东蒙古民族武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西满部队多次配合作战。合作中两地建立起亲密关系,蒙汉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充分体现。有三个典型事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1945年11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部队某营教导员张义成应东蒙古军政领导人阿思根的请求,配合王爷庙民族武装剿除了国民党王爷庙保安司令阎振山及其“维持队”;二是1945年12月19日,东蒙古军政领导人阿思根应中共嫩江省委、省军区的求援,亲率王爷庙民族武装营救为开辟突泉工作、主持建立县民主政府而被国民党“光复军”扣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部队洮南支队政委胡秉权,解放了西满辖地突泉县城;三是1946年1月25日,东蒙古军政领导人阿思根等应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邀请,在双辽(今郑家屯)举行会谈,签订了《暂行办法》,即著名的《吕阿协定》。《吕阿协定》是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正确处理西满与东蒙古两地军政关系、蒙汉民族关系问题的成功典范,从此东蒙古的地方民族武装部队开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领导和指挥。

  五、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以兴安盟一带为中心的东蒙古地区民族交流、交往、融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好的历史阶段。

  1946年3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办事处在王爷庙的设立,是中国共产党开辟东蒙古革命工作、着手创建东蒙古根据地的开始。西满军区办事处(中共东蒙古工委)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从发动群众着手,培养革命青年并以其作为骨干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东蒙古革命工作局面,赢得了东蒙古绝大部分军政领导人的信任和拥护。不久,中共东蒙古工委派出一些中共干部在东蒙古军政各机关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不断扩大了党的民族政策之影响,使东蒙古地区政群关系、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都不断向积极方向好转,为创建巩固的东蒙古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6年4月,在承德召开的“四三会议”,不仅实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高度统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工作的领导地位、明确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向和道路问题,而且在实际意义上推动了东蒙古乃至内蒙古解放区民族平等、民族解放、民族融合的进程。承德“四三会议”后,由中共干部张策担任兴安省民主政府副省长、内蒙古人民自治军兴安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方知达担任兴安省民主政府秘书长;胡昭衡担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总分会秘书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张策、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方知达、阿思根等蒙汉民族领导人组成;兴安人民子弟兵——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指挥系统里则大大增加了汉族优秀指挥员的比重。至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在东蒙古地区党政军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里良好的政群关系、干群关系和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增强,民族交流、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呈现出崭新局面。

  1947年4月23日至5月1日,开创内蒙历史新纪元的“五一大会”在兴安盟王爷庙隆重举行,宣布成立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出席大会的393名代表中除多数为蒙古族代表之外,还包括汉、满、回、鄂温克、朝鲜等民族代表,其中汉族代表45名。选举产生了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21名,其中蒙古族96人,汉族24人,达斡尔2人,回族1人。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21名,其中蒙古族16人,汉族3人,达斡尔2人。“五一大会”后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成立的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由9名委员组成,其中蒙古族6人,汉族3人。这样的民族比例充分表明,在兴安盟召开的“五一大会”,是内蒙古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团结的大会,它通过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了内蒙古民族自治区域内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主自由,标志着内蒙古解放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交往和交融进入了一个里程碑意义之新时期。

  “五一大会”后,由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和内蒙古自治政府领导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牧区民主改革和支前支战等群众性运动及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部队南下作战中,兴安盟的汉族关心和帮助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学习和支持汉族的典型事例、感人事迹纷呈不断,呈现出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共同进步的喜人局面。

  六、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2月起,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突泉县先后隶属于嫩江省白城地区、吉江省洮南地区、嫩江省嫩南地区、辽吉省管理,直至1949年3月21日划归内蒙古兴安盟。这期间,突泉县虽与兴安盟所属西科中旗、西科前旗分别以属地管理,但在党政军方面及群众工作上紧密联系,密切合作,并续写着蒙汉人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篇章。胡秉权被阿思根解救后的1945年12月21日,在胡秉权、阿思根的主持下,在突泉成立了西科中旗和突泉县联防司令部,负责维持中突两地社会治安。1946年6月,由中共辽吉省委派到突泉县开辟工作的中共干部赵岚、石涛率领武装工作团,协助西科前旗群众工作团分别在巴拉格歹、哈拉黑两个努图克开展工作。6月20日,根据中共辽吉省委决定,以孟广涵为书记的中共西科中旗工作委员会首先在突泉成立,不久撤离突泉,进驻西科中旗代钦塔拉。9月,以朱继先为书记的中共突泉中心县委员会在突泉成立,中共西科中旗工委受中共突泉中心县委员会领导,这种隶属关系直至1947年2月中共西科中旗工委改隶中共兴安省工委领导。这几个典型事例充分表明,突泉县与兴安盟所属西科中旗、西科前旗蒙汉人民之间建立了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并肩斗争的关系,书写着为共同创建东北解放战争后方根据地携手并进的胜利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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